老卢突然有一种预感，这个团伙在犯罪时如此缜密，他们身上一定会背有其他大案。 “你要知道，一名老预审员在办案办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心里会产生预感的，老预审员高明就高明在经验上。”老卢稍显得意地对我说。 过了几天，他俩选择了一个晚上又坐着出租车进了清华大学。这次他们没有进楼，而是找了个隐蔽的地方坐在那儿看着这座楼，而且一看就看了三个来小时。 “你知道他们看什么吗？”老卢问我。 “说不好。”我说。 “他俩一直在那儿记录楼里的灯光从几点开始灭，最后的一盏灯是在哪个位置灭的、是几点灭的。你说他们是不是智能犯罪？” “在那个年代，用这么缜密的思维去犯罪，可称得上不是一般人了。”我回答说。 在确定这座楼里的灯全部熄灭且没有重新亮灯后，他们离开了清华大学。他们走时心里已经有了底，不仅知道这座楼里的人最晚什么时候走，就连这座楼里有没有值班室他们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了。这让我想起了好莱坞大片孤胆英雄解救人质前所做的“侦查”活动。 几天之后，团伙聚在一起明确分工了：骑平板车的、带梯子的、带撬棍的、带钳子的，利用晚上翻墙进出，没费劲儿就把这20台显示器给全“端”了。 第二天一早，清华大学工作人员发现实验室里的20台显示器不翼而飞，吓得目瞪口呆。你要知道，他们不仅实验做不成了，最关键的是这20台显示器是经过国家批准，用美元从国外采购回来的！ “你知道吗，他们团伙里还有个军师。每次作案时，都要遵守他们军师立的规矩。”老卢说。他们在作案的当天，一人买了一副白手套、一双塑料底儿的“懒汉”鞋，出发前还要给观音菩萨烧根儿香保佑大家平安，更邪乎的是每人兜里都要装上若干粒大蒜。作完案，每人必须把手套、鞋扔掉，谁也不准把它们带回家。离开现场之后，要把大蒜瓣抛向空中，嘴里还要念叨：蒜（算）了蒜（算）了。 手套，是为了现场不留下指纹。鞋，即便公安机关在现场提取到了足迹，也找不到作案者的头上，因为他们只穿这双鞋一次。 “他们是一群既智能又讲迷信的混合体犯罪团伙。”老卢说。 “我交代完了。”这小子不想说了。 “鬼才相信你交代完了。”老卢说，“你要是觉得累了我可以让你回去休息，你想和我谈什么条件也可以说，但你要避重就轻地跟我撂案子，在我这没门儿！” 老卢是要把他的幻想彻底打灭。 “根据你的交代，我们要去核实，如果是真的，你的同伙一个也跑不了，都得到我这儿聚齐儿。他们来了保不住谁再跟我这撂几起，凡牵扯到你的案子你没在这儿交代过，我就不能算你是坦白交代。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失去了宽大处理的机会了，这个机会恰恰是我要给你，而你又不要的！” 老卢开始用政策敲打他。 “但是，如果你在他们没有进来之前就交代了你们全部的犯罪，今后到了哪儿你都背了个立功的名声，在这点上我可以为你打这个保票。另外，你既然想洗手不干了，为什么还要让罪恶压着你一辈子呢？”老卢开始感化他。 “我如果说了，算不算我立功？”他问。 有戏！老卢的预感是对的，能问到立功否，非得有大案在身不可。这对于老预审员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常识”了。 “那要看你交代的是什么案子了，在汽车上偷个块儿八毛的，到谁家偷几件衣服什么的，这不能算你立功。”老卢不能让他看出要从他身上要大案的意图。 “我也不闯了，我信你的，今后我是死是活，这条命今儿就交给您了。您记吧！” 这小子一张口就撂了五起在北京抢劫银行的重案！ 这真让老卢大吃一惊。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他们敢做下如此大案，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 那一宿，嫌疑人像开了闸的水库一样，和老卢没完没了地一档子一档子交代着他们犯罪团伙所做的每一起案件。 “差不多了吧！”眼见天亮，老卢以为该交代差不多了，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 “还有呢！”这小子异常兴奋，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他的记性很好，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们所做的每一起案件的时间、地点、同伙、盗窃的什么财物、用什么样的手段、使用的什么工具、赃物的分配、谁起的什么作用，他都讲得一清二楚。 老卢拿出两页笔录纸，刷刷地拉表格，时间、地点、参加人、偷抢物品等一应俱有。一宿下来，统计了一下，这小子一共交代了够立案标准的120起抢劫、盗窃案件！ 老卢开始还有些不信，这哪记得那么准，该不是蒙我吧！ 但正是根据这小子的口供，公安机关最后抓捕了二十几名犯罪嫌疑人，件件犯罪事实得到证实。由于罪行严重，其中有七人被判处了死刑。 老卢因为办理这起案件还荣立个人二等功，后来他离开炮局之后，有一天市检院一分院的检察官来找他，问他是不是办理过系列抢劫银行案，是不是预审过一个一晚上撂了百来起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 老卢当然不会忘记。 检察官说：“那名罪犯不服死刑判决，说您曾经答应过坦白、立功是可以从轻处理的。” “有这事。怎么了？”老卢很是纳闷儿，“我在预审卷里特地加进一张关于认定犯罪嫌疑人坦白立功的材料呀！” 检察官并未在预审卷宗里发现这份对于嫌疑人来说是“救命稻草”的材料。这起团伙犯罪案件中，那个“军师”虽然是“零口供”，但最后还是被判处了死刑。而检察官的这次补充调查，救了那名罪犯的一条命。 由于有重大立功表现，本文的“主人公”在上诉期间被依法从轻处理，最后判了死缓。 “有许多预审员在面对犯罪嫌疑人时不注重感化教育。为什么？其实要是让我说就几个字：劳神、费劲！”老卢说。 “你想，犯了罪按照七要素审清结案就得了，不老实的让他吃些苦也就招了，这多方便、省事儿。感化教育可就费劲多了，你得放下身段对犯罪嫌疑人和颜悦色吧！碰上个不老实交代问题的，你得反反复复耐心做他的思想工作还不能急不能恼的吧！如果你还想让他交代其他的问题呢？可他又凭什么要往自己身上罪上加罪?在这种对抗下你不得再在他身上下功夫吗？因此，一般来说怎么省事怎么来，案犯交代犯罪如此，办案的也是如此，因为这是人潜在的本性。可是对于一个喜欢挑战、喜欢把自己的那份工作做到极致的预审员来说，他就不会轻易放弃对犯罪嫌疑人感化教育这一手段。你要问为什么？高谈阔论就不要谈了，就因为通过对案犯的感化教育，你会收到其他预审员得不到的意外收获，别人永远体会不到的那种彻底征服对手的喜悦！我，就是这样的预审员。”老卢笑道。 这个故事中，为什么嫌疑人对于公安侦查机关原本并不掌握的百余起犯罪事实和盘托出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办案中的“尊重人权”，在这个故事中就是老卢所说的“感化”，即把嫌疑人当人看，而不是当罪犯看。在预审的时候尊重嫌疑人的人格，这是预审员获得嫌疑人信任的最起码的要求。另外，是他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给嫌疑人讲清楚了，事实上，法院在二审判决时也充分兑现了这个政策。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的，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关键，如果这两个方面缺了任何一个，恐怕嫌疑人是不会那么容易招供，更不必说主动交代余罪了。 老卢突然有一种预感，这个团伙在犯罪时如此缜密，他们身上一定会背有其他大案。“你要知道，一名老预审员在办案办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心里会产生预感的，老预审员高明就高明在经验上。”老卢稍显得意地对我说。过了几天，他俩选择了一个晚上又坐着出租车进了清华大学。这次他们没有进楼，而是找了个隐蔽的地方坐在那儿看着这座楼，而且一看就看了三个来小时。“你知道他们看什么吗？”老卢问我。“说不好。”我说。“他俩一直在那儿记录楼里的灯光从几点开始灭，最后的一盏灯是在哪个位置灭的、是几点灭的。你说他们是不是智能犯罪？”“在那个年代，用这么缜密的思维去犯罪，可称得上不是一般人了。”我回答说。在确定这座楼里的灯全部熄灭且没有重新亮灯后，他们离开了清华大学。他们走时心里已经有了底，不仅知道这座楼里的人最晚什么时候走，就连这座楼里有没有值班室他们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了。这让我想起了好莱坞大片孤胆英雄解救人质前所做的“侦查”活动。几天之后，团伙聚在一起明确分工了：骑平板车的、带梯子的、带撬棍的、带钳子的，利用晚上翻墙进出，没费劲儿就把这20台显示器给全“端”了。第二天一早，清华大学工作人员发现实验室里的20台显示器不翼而飞，吓得目瞪口呆。你要知道，他们不仅实验做不成了，最关键的是这20台显示器是经过国家批准，用美元从国外采购回来的！“你知道吗，他们团伙里还有个军师。每次作案时，都要遵守他们军师立的规矩。”老卢说。他们在作案的当天，一人买了一副白手套、一双塑料底儿的“懒汉”鞋，出发前还要给观音菩萨烧根儿香保佑大家平安，更邪乎的是每人兜里都要装上若干粒大蒜。作完案，每人必须把手套、鞋扔掉，谁也不准把它们带回家。离开现场之后，要把大蒜瓣抛向空中，嘴里还要念叨：蒜（算）了蒜（算）了。手套，是为了现场不留下指纹。鞋，即便公安机关在现场提取到了足迹，也找不到作案者的头上，因为他们只穿这双鞋一次。“他们是一群既智能又讲迷信的混合体犯罪团伙。”老卢说。“我交代完了。”这小子不想说了。“鬼才相信你交代完了。”老卢说，“你要是觉得累了我可以让你回去休息，你想和我谈什么条件也可以说，但你要避重就轻地跟我撂案子，在我这没门儿！”老卢是要把他的幻想彻底打灭。“根据你的交代，我们要去核实，如果是真的，你的同伙一个也跑不了，都得到我这儿聚齐儿。他们来了保不住谁再跟我这撂几起，凡牵扯到你的案子你没在这儿交代过，我就不能算你是坦白交代。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失去了宽大处理的机会了，这个机会恰恰是我要给你，而你又不要的！”老卢开始用政策敲打他。“但是，如果你在他们没有进来之前就交代了你们全部的犯罪，今后到了哪儿你都背了个立功的名声，在这点上我可以为你打这个保票。另外，你既然想洗手不干了，为什么还要让罪恶压着你一辈子呢？”老卢开始感化他。“我如果说了，算不算我立功？”他问。有戏！老卢的预感是对的，能问到立功否，非得有大案在身不可。这对于老预审员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常识”了。“那要看你交代的是什么案子了，在汽车上偷个块儿八毛的，到谁家偷几件衣服什么的，这不能算你立功。”老卢不能让他看出要从他身上要大案的意图。“我也不闯了，我信你的，今后我是死是活，这条命今儿就交给您了。您记吧！”这小子一张口就撂了五起在北京抢劫银行的重案！这真让老卢大吃一惊。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他们敢做下如此大案，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那一宿，嫌疑人像开了闸的水库一样，和老卢没完没了地一档子一档子交代着他们犯罪团伙所做的每一起案件。“差不多了吧！”眼见天亮，老卢以为该交代差不多了，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还有呢！”这小子异常兴奋，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的记性很好，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们所做的每一起案件的时间、地点、同伙、盗窃的什么财物、用什么样的手段、使用的什么工具、赃物的分配、谁起的什么作用，他都讲得一清二楚。老卢拿出两页笔录纸，刷刷地拉表格，时间、地点、参加人、偷抢物品等一应俱有。一宿下来，统计了一下，这小子一共交代了够立案标准的120起抢劫、盗窃案件！老卢开始还有些不信，这哪记得那么准，该不是蒙我吧！但正是根据这小子的口供，公安机关最后抓捕了二十几名犯罪嫌疑人，件件犯罪事实得到证实。由于罪行严重，其中有七人被判处了死刑。老卢因为办理这起案件还荣立个人二等功，后来他离开炮局之后，有一天市检院一分院的检察官来找他，问他是不是办理过系列抢劫银行案，是不是预审过一个一晚上撂了百来起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老卢当然不会忘记。检察官说：“那名罪犯不服死刑判决，说您曾经答应过坦白、立功是可以从轻处理的。”“有这事。怎么了？”老卢很是纳闷儿，“我在预审卷里特地加进一张关于认定犯罪嫌疑人坦白立功的材料呀！”检察官并未在预审卷宗里发现这份对于嫌疑人来说是“救命稻草”的材料。这起团伙犯罪案件中，那个“军师”虽然是“零口供”，但最后还是被判处了死刑。而检察官的这次补充调查，救了那名罪犯的一条命。由于有重大立功表现，本文的“主人公”在上诉期间被依法从轻处理，最后判了死缓。“有许多预审员在面对犯罪嫌疑人时不注重感化教育。为什么？其实要是让我说就几个字：劳神、费劲！”老卢说。“你想，犯了罪按照七要素审清结案就得了，不老实的让他吃些苦也就招了，这多方便、省事儿。感化教育可就费劲多了，你得放下身段对犯罪嫌疑人和颜悦色吧！碰上个不老实交代问题的，你得反反复复耐心做他的思想工作还不能急不能恼的吧！如果你还想让他交代其他的问题呢？可他又凭什么要往自己身上罪上加罪?在这种对抗下你不得再在他身上下功夫吗？因此，一般来说怎么省事怎么来，案犯交代犯罪如此，办案的也是如此，因为这是人潜在的本性。可是对于一个喜欢挑战、喜欢把自己的那份工作做到极致的预审员来说，他就不会轻易放弃对犯罪嫌疑人感化教育这一手段。你要问为什么？高谈阔论就不要谈了，就因为通过对案犯的感化教育，你会收到其他预审员得不到的意外收获，别人永远体会不到的那种彻底征服对手的喜悦！我，就是这样的预审员。”老卢笑道。这个故事中，为什么嫌疑人对于公安侦查机关原本并不掌握的百余起犯罪事实和盘托出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办案中的“尊重人权”，在这个故事中就是老卢所说的“感化”，即把嫌疑人当人看，而不是当罪犯看。在预审的时候尊重嫌疑人的人格，这是预审员获得嫌疑人信任的最起码的要求。另外，是他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给嫌疑人讲清楚了，事实上，法院在二审判决时也充分兑现了这个政策。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的，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关键，如果这两个方面缺了任何一个，恐怕嫌疑人是不会那么容易招供，更不必说主动交代余罪了。（未完待续 本文略有删节）

文章来源：中国检察官 网址: http://zgjcg.400nongye.com/lunwen/itemid-188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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